色彩列传: 绿色 摘录

文字摘录自:《色彩列传: 绿色

ISBN: 9787108055552


如柏拉图——比诗人走得更远,他们认为只有当一种色彩被人看见、被人感知时,才是存在的。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历史学家和考古家都拒绝承认古希腊的神庙、建筑和雕塑曾经是着色的。……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证据不断被发现,这个问题的答案已经变得明显,古希腊的一切都曾是五彩滨纷、颜色绚丽的,包括帕特农神庙里著名的檐壁浮雕。

 

我们今天对色彩的认知与过去的人们不一样(很可能未来的人类与我们也不一样)。人的感觉与知识总是不可分的,如在古代人或中世纪人眼中,对色彩与色彩对比的感觉就与21世纪的我们截然不同。无论哪个时代,人的目光总带有强烈的文化性。

 

是社会“造就”了色彩,社会规定了色彩的定义及其象征含义,社会确立了色彩的规则和用途,社会形成了有关色彩的惯例和禁忌。因此,色彩的历史首先就是社会的历史。如果不承认这一点,狭隘地把色彩当作一种生物神经现象,就会陷入危险的唯科学主义。

 

在古希腊语中,有关色彩的词汇相对贫乏的,并且缺乏准确性。……这些词语体现的,经常更侧重物体的光泽和材质这些方面,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颜色。有时这些词语涉及的不是色彩本身,而是它给人的感受或激发的情感。

 

在很多例子中,有关色彩的词汇所表达的更多地是一种“色彩的感觉”。

 

撰写《圣经》原文的三种语言:希伯来语、亚兰语和希腊语。

 

在我们希望了解色彩的时候,我们得到的往往是明与暗、鲜艳与暗淡、亮光与亚光,乃至光滑与粗糙、干净与坑脏、精致与简陋等信息。对古代人而言,这些信息比物体的颜色更加重要。

 

雨果·马格努斯(Hugo Magnus)的奥地利眼科医生,于1871年和1877年发表发表了两篇论文,在论文中他认为人类眼镜的结构在数百年内发生了进化,古希腊人的眼睛进化得不够充分,所以他们对许多色彩都没有能力辨别。

 

从词源上讲,“viridis”与拉丁语中表示强健、增长、生命等含义的一系列词语相关,其中有“virere”(健壮的)、“vis”(力量)、“vir”(男人)、“ver”(春天)、“virga”(树干),甚至可能还包括“virtus”(勇敢暗、美德)。

 

后来,中世纪的抄写员和插画师这两种人,因为需要长时间地伏在书本和羊皮纸上工作,他们也和尼禄一样采用凝视宝石的办法来使眼睛得到休息。

 

以翻译成现代各种西方语言的《圣经》为基础进行研究,是毫无意义的,无论在翻译中花费了多少努力,译文多么贴近古代的原文也不行。翻译总是难免背叛,而与其他领域的术语相比,在色彩词汇的翻译上这种背叛就更加严重。

 

黄色与绿色就要罕见得多(有时这两种色彩也容易混淆),而蓝色则完全没有在《圣经》中登场。

……在教父们的著作中都没有提及。对教父们而言,绿色仅仅是植物的颜色而已。

 

在论述到绿色时,英诺森三世提出了自己独有的观点,他认为绿色象征希望和永生,这是一项从未出现过的新见解,……

 

这可是一项重大的变革,况且从13世纪开始,整个天主教世界的礼拜仪式逐渐趋同,大多数原本保留地方惯例的教区也逐渐受到罗马影响。结果,在天主教世界的大部分地区,绿色都成了礼拜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因此而获得了一定的神圣地位。

 

在伊斯兰世界,绿色起初是属于默罕默德后代家族所建立的王朝色彩,后来逐渐变成伊斯兰教的宗教色彩,从10世纪开始,绿色正式成为整个伊斯兰世界共同尊奉的色彩。作为一种受到崇拜的吉祥之色,许多清真寺中的米哈拉布都铺设绿色瓷砖,米哈拉布是清真寺里的一种壁龛,朝向伊斯兰教圣地麦加,以引导穆斯林礼拜的方向。

 

在《古兰经》中,绿色的符号意义总是正面的,它象征着植物、春天、天空和天堂。

 

无论如何,从12世纪起,绿色便永久地成了伊斯兰教的色彩。尽管在多数社会中,每种色彩都具有积极和消极的两面性,但在伊斯兰世界,绿色的意义却始终是积极正面的。这几乎是唯一的特例。绿色的象征意义与天堂、幸福、财富、水、天空和希望相连,被穆斯林视为神圣的色彩。因此,自中世纪以来,《古兰经》的许多版本都使用绿色封面,这一做法一直沿用到今天。同样,伊斯兰教的大多数宗教领袖也穿着服装。相反,在阿拉伯地毯上,绿色逐渐消失了,因为人们认为,不应该踩在如此高贵的色彩之上。

 

骑士文学逐渐兴起,在骑士文学作品中,绿色不仅仅象征着植物,也象征着青春与爱情。

 

因此,对一种色彩是美还是丑的判断,首先要考虑伦理、宗教、社会施加的影响。 美,几乎总是等于端庄、正义、节制、传统。 当然,纯粹基于视觉愉悦的色彩之美也是存在的,但涉及到主意是自然界中存在的色彩,只有它们才是真正美丽的、纯粹的、和谐的,因为那是上帝的造物。

 

绿色不仅因为它在牧场、森林和花园里占据主要地位,而且因为绿色能够愉悦人的视觉,使人感觉安静、祥和,能使人眼得到放松。这些观念早已有之,在罗马帝国时代的维吉尔、普林尼等学者的著作里都提到过,观看绿色能使眼睛感到舒适并得到休息。在古罗马,人们将祖母绿宝石研磨成粉,制造成一种眼药膏,因为他们认为绿色能补眼,对视力有好处。绿色的这种医用价值流传了数百年,结果它逐渐成为医学和药学的标志色彩。

 

因为在公元前2世纪,亚里士多德就已将绿色置于轴形色彩序列中央的位置,这个色彩序列一直沿用到古典时代和中世纪,从未有学者提出过反对意见,只是将其补充得更完整而已:白-黄-红-绿-蓝-紫-黑。这个色彩序列与光谱完全不同,但它一直是西方文化对色彩认知的基础,直到牛顿发现光谱才被推翻。 ​​​​

 

他们认为自然是“生命体与非生命体的总和”,自然界中的一切都是空气、土地、火与水这四种基本元素相互结合的产物。其中,每一种元素都拥有专属的色彩,因此自然是由四种色彩组成的:白色(空气)、黑色(土地)、红色(火)、绿色(水)。事实上,在中世纪,代表水这个概念的是绿色而不是蓝色,我们在后面还会谈到这一点。

 

中世纪的果园是一个精心布置的空间,其中种植了大量的果树和葡萄滕。在果园的中心位置总有一块小草坪,四周环绕着长椅和大量的花朵,而花朵之中玫瑰、百合和鸢尾花占据多数。

 

在中世纪的图片资料中,表现大海的画面很常见。海水的颜色有时是绿色的,有时是蓝色的,但直到15世纪还是以绿色为主。画家用轻重不一的波浪线来表示水流的动向,让人理解海水是平静还是汹涌。有时画面中还会出现几只海怪的形象,这样读者就能明白画面中是大海而不是湖泊或者河流。

 

在中世纪中期,有一个地方是最能体现人们对绿色植物有多么偏爱的,那就是果园。果园是一个放松身心、舒缓情绪的地方,也是一个充满生命、饱含希望的地方。

 

…… 与作家相比,画家的风格往往更加大胆,在某些绘画作品中为果园添加了超现实的幻想动物:独角兽、狮鹫、凤凰等。

 

在中欧地区,充当“知善恶树”角色的是苹果树,主要是因为苹果在拉丁语中叫作“malum”,与“恶”的词形完全相同。直到近代,人们都认为夏娃受到蛇的诱惑而摘下并与亚当分食的禁果就是苹果,因此苹果被认为是享乐之果、原罪之果、天堂之果,也是堕落之果。

 

可见,季节与色彩之间的联系是相对松散、不那么紧密的。只有春季总是与唯一的色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那就是象征生命与活力的色彩——绿色。

 

许多礼拜书籍(圣诗集、时祷术、日课经、弥撒经)上都出现了插图日历。插图日历上绘画的图案因时代、气候、地区而异,但与自然界的循环轮回相比,这些绘画作品更喜欢以人类活动,尤其是农业生产劳动关联起来,对历史学家而言,这是了解当时农业技术与设备的重要资料来源。

 

在1月和2月,农民在休养生息,画面中的他们通常在用餐或者围炉取暖;3月他们修剪葡萄滕,并且开始耕地;6月他们收割干草;7月和8月收获粮食;9月收获葡萄和水果;10月酿酒;11月放猪;12月杀猪。《色彩列传》 ​​​​

 

在这个充满喜悦、充满绿色的时节,有一个日子的重要性超过了其他所有一切:那就是5月1日。在这一天,为了庆祝一年中最美丽的月份到来,在欧洲有“戴五月花”和“种五月树”的传统习俗。“戴五月花”指的是将花冠戴在头上,或者将花环戴在颈上,甚至戴个草帽或者在衣服上插一朵花、插片树叶也可以。但身上穿的衣服必须是绿色,或者以绿色为主。如果这一天全身上下找不到半点绿色,就会受到众人嘲笑和捉弄。

 

树木的品种也具有特定的含义:椴树意味着爱的表白;玫瑰的作用是赞美姑娘的美貌;山楂树赞美她的纯洁;而接骨木的作用则相反,用来谴责对方的见异思迁。

 

在5月1日,人们在家中摆放花朵,将树木移栽到家门口,并且用树叶和树枝来装饰家里的门窗。

 

在中世纪的法国和德国,人们手持的“圣枝”是黄杨树或月桂树的树枝;在西班牙和意大利使用橄榄树和棕榈树的树枝;在英国最常见的是柳枝;在斯堪地纳斯亚则是桦树枝。

 

事实上,在中世纪,能够象征爱的色彩有很多。与青年人那种变幻无常的爱情是相对立的,还有以蓝色为象征、忠贞专一的爱情;以灰色为象征的不幸的爱情;以红色为象征的基督之爱,又称为爱德。甚至还可以加上象征嫉妒的黄色、象征绝望的黑色,还有象征禁忌之爱的紫色。

 

相比之下,童年是白色,而立之年是红色,中年是蓝色,老年是灰色和黑色。

 

在13世纪下半叶和14世纪初,在整个欧洲的贵族阶层,饲养鹦鹉都非常流行。饲养鹦鹉、赠送鹦鹉被视为一件风雅的事情,尤其是远道而来的珍惜品种,会说话的鹦鹉就更加珍贵了。鹦鹉从此成为鸟类中的贵族,被赋予了美貌、口才和爱情等象征意义。……鹦鹉身上的色彩是最丰富的。如同花朵、蝴蝶和宝石一样,鹦鹉也是自然界中最能代表缤纷艳丽色彩的造物之一。

 

就我所知的范围内,椴树连一项缺点都没有。……在音乐方面,中世纪大部分乐器都是用椴木制造的。最受重视的,还是它作为爱情的象征……它叶片的形状,酷似人的心脏。

 

直到今天,每年的11月25日的圣加大肋纳节,年满二十五岁的未婚姑娘要戴上绿色的帽子来庆祝,……但当这位姑娘结婚之后,她身上的绿色服饰就拥有了另一项象征意义:期待尽快怀孕。事实上,到了中世纪末,绿色又成为属于孕妇的色彩。……杨·范·艾克(Jan Van Eyck)的著名作品《阿尔诺非尼夫妇》(Le Mariage Arnolfini,约1434-1435)是绘画史上最著名的作品之一,……这条裙子的颜色暗示了她有孕在身的状况。

 

尽管第一批纹章正是在12世纪诞生的,但到了一百年后,纹章学才真正成为宫廷里和骑士们使用色彩的准则。

 

如同其他的“体育”比赛一样,中世纪的骑士比武既是一项竞技比赛,又是一场演出,色彩在其中既有指示作用,又有审美作用,同时还有符号象征的重要意义。

 

黑骑士可能是正义的,也可能是邪恶的,在骑士文学里,黑色并不总是代表邪恶的色彩。而白骑士通常总属于正义一方,是一位年纪较大的人物,是主人公的朋友或保护者。

 

尽管绿色在纹章中出现得很少,但在骑士的衣着服饰上经常被使用。它象征着青春、美貌和爱情。所以在阅兵、比武和庆典时,中世纪的骑士经常为他们的战马披上绿色的马衣。

 

纹章大约是12世纪中叶,在战场和比武场上诞生的。在这些地方,骑士的头部隐藏在头盔之下,身体上覆盖着厚重的锁甲,所以很难辨认各人的身份。为了在混战中辨别身份,他们逐渐养成了这样一个习惯:在盾牌的正面画上各人自己选择的色彩和图案,然后这些色彩和图案慢慢形成了一套固定的组合规律。

 

人们躲进森林,通常是为了逃避现实社会,也有人是为了寻找上帝或是魔鬼,还有人则是为了与自然的力量和生物进行沟通。

 

但像纺织工人、鞣革工人这样无权染色的人也经常私下对他们制造的织物或皮革染色,由此产生了大量的争执与诉讼,留下的丰富档案资料对历史学家而言非常有意义。

 

从中世纪末开始,绿色就成为象征金钱的色彩。并不是说钱币变成了绿色,而是银行、货币兑换所这些地方经常布置成绿色,人们在绿色的柜台上计算、称量、检验钱币的成色。昆廷·梅齐斯,《钱币兑换者与他的妻子》,1514年。巴黎,卢浮宫博物馆。

 

……绿色一直象征着金钱以及与金钱相关的事务。美元之所以选择绿色,并不是一种创新,而是遵从了这样的传统。作为例证的有著名的“绿帽子”,人们强迫还不起债务的借贷者、破产的商人和银行家戴上这样的帽子,作为对他们的惩罚。这些惩罚诞生于意大利北部,从14世纪开始,那里的人们就给破产者戴上“绿犄角”(cornuto verde)并将他们当街示众。

 

从16世纪起,在威尼斯等地,人们习惯在赌桌上铺一块绿毯,因为绿色象征着运气、投机以及人们押下的赌注。

 

在生命的暮年,让·古图瓦(Jean Courtois)用法语撰写了一本纹章学著作《纹章的色彩》(La Blason des couleurs),在本书中关于色彩的论述占据了绝大部分内容。对于色彩历史的研究而言,这是一本非常重要的文献资料,……

 

富尔维奥·佩莱格里尼·莫拉托(Fulvio Pellegrini Morato)在《色彩的含义》中写道:眼睛比心灵更加重要,而色彩不仅比线条更美,也比线条具有更加丰富的象征意义。他对他的画家朋友提出了一些色彩搭配的建议,而这些建议都是以愉悦感官为母的的。他心目中最美的色彩搭配有:黑色与白色、蓝色与橙色、灰色与浅褐色、浅绿色与肉色以及深绿色与“锡耶纳棕色”。

 

绿色与星期四之间的联系,就很难解释了。……还有白色的星期一、蓝色的星期二、红色的星期三、都还没有找到答案。或许是因为有时在星期一祭祀亡者,星期二祭祀圣徒,星期三祭祀圣灵?相反黑色与星期五之间的联系,自然是因为耶稣受难日就在星期五,对于这一点没有人会提出异议。

 

在1500年前后的法国,有关色彩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学术方面,而不是审美方面。

 

在1500年前后,光谱还没有被科学家发现(光谱是在17世纪下半叶由牛顿发现的),亚里士多德发明的轴形色彩序列才是这个时代人们认识色彩的基础;

 

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流行在纹章上附加一句格言作为提铭,当时的纹章通常是从家族继承而来的,而提铭则可以自由选择,因此更能体现主人的个性。

 

要等到18世纪下半叶,浪漫主义文学和艺术出露锋芒时,绿色才重新受到一定的重视。这时人们的品位又发生了变化,重新对自然产生依恋。人们喜欢到草地上、树林中和山间小路去散步。风景画逐渐流行起来,诗人以伤春悲秋为荣,他们饱受折磨的心灵只能在清翠的大自然中得到舒缓和救赎,并且在这里寻找新的灵感。

 

新教在各领域都倡导使用黑—白—灰色调,在这一点上与同一时期兴趣的印刷书籍和黑白版画恰好不谋而合。

 

在这个时期的艺术创作,尤其是绘画作品中,画家也尽量避免使用鲜艳的色彩。与天主教画家相比,信仰新教的画家惯于使用的色彩有很大的不同,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在16世纪和17世纪,新教绘画艺术的创作及其审美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跟随新教改革家脚步的,尽管这些改革家也经常犹豫、摇摆不定(如马丁·路德)。加尔文或许是对美术和色彩发表论述最多的改革家,他的立场和观点似乎对绿色较为有利。

 

加尔文认为,艺术本身是没有价值的,艺术来源于上帝,其唯一价值是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上帝。因此,画家的创作应该有所节制,应该追求线条与色调的和谐,画家应该在尘世间寻找灵感,并且如实地表现他所见到的事物。他认为源于自然的色彩是最美丽的,因此他偏爱天空和海洋的蓝色以及植物的绿色,因为它们是上帝的造物,属于“圣宠之色”。

 

与天主教画家相比,他们对绿色使用得更多一些。这一点在弗兰斯·哈尔斯(Franz Hals)或者伦勃朗(Rembrandt)这样的大画家作品中还不太明显,但有不少北欧二线画家醉心于风景画创作,力求在画布上表现出自然的静谧与植物世界的和谐。

 

诚然,物理与化学这两个领域并不能完全割裂,但颜料和染料这两样东西首先还是与化学相关,然后才与光学相关。

 

但我们对16世纪的意大利绘画大师(如达·芬奇、拉斐尔、提香)的作品进行多次分析,都没有找到蓝黄混合的绿色颜料的痕迹。只有乔凡尼·贝利尼(Giovanni Bellini),乔尔乔内(Giorgione)史上最伟大的偏爱绿色的画家之一——以及威尼斯画派的一些二线画家是例外。如果再向上追溯的话,在15世纪的所有伟大画家中,无论是意大利的皮萨内洛(Pisanello)、曼坦尼亚(Mantegna)、波提切利(Boticelli),还是荷兰的范·艾克(Van Eyck)、范德魏登(Van der Weyden)、梅姆林(Meming),没有任何人使用过蓝黄混合的方法。然而在插图画师这个群体中,情况则有所不同。……在14世纪末,就有不少手稿插图上的绿色是蓝黄合并而成的。

 

从很久以前开始,中世纪的插图画师就已使用蓝色和黄色调和配绿色颜料。但创作油画的画家很晚才开始这样做,尤其是那些著名的大师。在17世纪中叶,只有一些二线三线画家才使用蓝黄混合的绿色颜料。像普桑(Poussin)和弗美尔(Vermeer)这样的人物绝不会使用这种取巧的办法。辉石土、孔雀石、人造铜绿已经足以使他们调配出各种美丽的绿色色调。

 

在16世纪初,某些画家使用彩色纸张和墨水,以及白色水粉来给素描和版画着色,以制造一定的色彩效果。丢勒和巴尔东·格里恩最擅长这项技术,他们用得最多的就是蓝色纸和绿色纸。

 

弗美尔画作中的绿色总是与众不同,许多人都对他使用的绿色颜料进行过分析,企图发现其中的奥秘,但没有获得任何结果。这位荷兰绘画大师使用的颜料与他同时代的画家没什么不同,甚至比许多画家在使用颜料方面更加节制。在绿色系中,他使用过辉石土、孔雀石以及用蜂蜜稀释的人造铜绿。尽管他经常使用清釉法制造暗绿效果,但他从未真正使用过蓝黄混合的绿色颜料。弗尔内另有秘方,还有待探索。

最著名的例子是列奥纳多·达·芬奇,他写下了富有思辨精神的综合艺术理论著作《绘画论》,但他本人的绘画作品却往往与《绘画论》中提出的理论要求并不一致。

 

普桑也喜欢使用人造铜绿,这种颜料是将铜片泡在石灰水或醋中,令其氧化而得到的,这种绿色颜料色泽非常艳丽,但性质并不稳定,具有腐蚀性和剧毒。……从总体上讲,虽然17世纪人们在光线与色彩的研究上取得了众多发现与进步,包括科学与艺术领域内(例如鲁本斯,他在安特卫普设立的画室可以说是个真正的实验室),但在颜料 方面却没有什么创新。对于绿色系颜料而言,无论是美洲大陆的发现、跨大西洋贸易还是印度运输回来的各种新鲜事物都没有带来任何真正意义上的改变。

 

在17世纪上半叶,许多学者都提出了各种示意图,并借助这些示意图来对色彩分类,并且显示它们之间相互转化的关系。其中思想比较前卫的是耶稣会教士弗朗索瓦·达吉龙,他是鲁本斯的好友,与许多画家都关系密切。在这张图谱中,清楚地表明了绿色是由黄色和蓝色合并而成的。 弗朗索瓦·达吉龙,《光学六书》,安特卫普,1613年,8页。

 

还有荷兰博物学家昂赛默·德·布德(Anselme de Boodt),他专门研究灰色,并证明了并不需要像染色工人那样,将所有的色彩混合来得到灰色,只需将黑白混合即可,事实上,数百年来画家一直是这样做的。

 

在法语中,绿色(vert)、玻璃(verre)和松树皮(vair)都是同音词……例如,在编纂《灰姑娘》这个故事时,夏尔·佩罗将口耳相传的“松树皮舞鞋”改成了发音相同的“水晶舞鞋”,顿时为故事营造了一层梦幻气息。或许他也暗示着那一直“绿色的舞鞋”,象征着希望和命运。

 

在近代欧洲的许多地区,人们将仙女称为“绿衣夫人”或“绿色仙子”(Diegrunen Damen/ The green fairies)这个称号的由来有很多种:或许是仙女登场的时候身着绿衣,或许是他们拥有绿色的眼瞳和头发、或许是她们生活在遍地草木的树林之中,而且仙女这个形象的来源也与古代人们对河流、树木和森林的祭祀有关。

 

希尔(Al Khidr),这个名字的含义就是“绿色的人”。希尔的身份很难确定,有人称他是亚当的儿子之一,另一些人则认为他是一位天使或者圣人,还有人认为他是洞悉未来的先知,是命运的向导。所有人都一致认为他是善良的,但有时爱开玩笑。他能保佑旅人和水手远离风暴,能扑灭火灾,援救溺水者,还能驱离恶魔和毒蛇。《古兰经》只提到过希尔一次,但关于他的童话和传说故事非常多。

 

普鲁士蓝的表现力很强,并且能与其他颜料混合调配出各种明快迷人的色调。与人们传说的谣言相反,普鲁士蓝并没有毒性,也不会变质成为剧毒的氰化氢——这种谣言的出现或许是因为狄拜尔一向名声不佳。但是普鲁士蓝也有缺点:它不败日晒,在日光照射下会变得不稳定。

 

直到18世纪末,绿色才开始流行起来,首先是家具方面,然后出现在服装上。

 

歌德发表于1774年的书信本小说《少年维特的烦恼》是18世纪销量最高的图书之一,这本书的主人公维特身穿蓝色外衣和黄色裤子。在随后的二三十年中,欧洲所有的年轻人都在模仿维特的穿着,唯独歌德本人除外,他最偏爱的色彩似乎一直是绿色。

绿色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象征自由的,很难精确地界定,但多少也与浪漫主义有所关联。

 

大约在1760~1780年,北海和波罗的海的一些港口开始使用红绿航标作为通行或禁行的信号,这是这两种色彩首次作为对立面使用。

 

伦敦于1868年12月首先设置了红绿灯,伦敦的第一个红绿灯位于议会大厦广场和布里奇大街相交的路口。那是一盏旋转式的煤气灯,一面为绿色,另一面为红色,由一名警察控制。这项技术并不安全……

 

研究旗帜色彩的起源总是非常困难,并不是因为缺乏资料,而是相反,众说纷纭的资料太多,往往又相互矛盾,使得研究者不知如何采信。

 

保罗·克列的所有作品都具有一种标志性的音乐感。当他使用绿色系作画时,绿色在他笔下似乎具有一种非同寻常的强大力量,让人感到青春、清新和自由。

 

据说绿色是拿破仑最喜爱的色彩,因此他为军装设计了“帝国绿”。的确,拿破仑终生一直对绿色表现出某种偏好,但18~19世纪遍及全欧洲的这股绿色潮流却并非源自拿破仑。早在他登上帝位之前,甚至在他进入军界政界之前,绿色潮流便已兴起,而在1815年拿破仑兵败退位后,绿色还继续流行了许多年。 ​​​​

 

凡·高写道:我尝试用红色和绿色来表达人类可怕的激情。房间的主色调是血红和暗黄,中央有一张绿色的台球桌;四盏柠檬色的煤气灯发出橙色的光芒。画面上遍布着冲突,这冲突来源于绿色和红色这两种反差最大的色彩的对比……

 

亨利·卢梭或许称不上是杰出的绘画大师,但他非常善于运用色彩,尤其是绿色系。他的作品多以充满异国情调的丛林为题材,大量使用了群青绿这种新颜料。群青绿的价格比钴绿低廉很多,其性质又比铜绿稳定,而且没有毒性。卢梭并没有去过真正的丛林,他的绘画灵感来自图书。卢梭的丛林中常有猛兽隐身其间,有人认为“野兽派”这个名称来源于他的一次画展。

 

在这方面(和谐互补)有一本著作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名为《色彩的和谐与对比原理》,由米歇尔—欧仁·谢弗勒尔(Michel-Eugene Chevreul)发表于1839年,并且被迅速翻译成多种语言出版。

 

“视觉融合”(两种并列在一起的色彩会倾向于相互融合,看起来似乎变成同一种色彩)和“补色对比”(将原色与对应的补色并列在一起,这两种色彩都会显得更加明亮突出,而当一种原色与其他色彩并列时会显得黯淡)。

 

与其他的野兽派画家一样,凡·东根 也擅长运用色彩,他对色彩的搭配十分大胆,有时使用强烈的对比,但效果总是非常和谐。他使用的绿色通畅偏蓝偏黑,这一点与其他野兽派画家有很大不同。

 

毕沙罗(Pissarro)从19世纪80年代起,就总是选择画面主色调的补色作为画框的颜色:如果画面上是红色的夕阳景观,他就使用绿色画框;如果画面上是以嫩绿色为主的春色场景,他就使用粉红色的画框。这无疑受到谢弗勒尔的影响。

 

在19世纪下半叶,并非每一位画家都读过《色彩的和谐与对比原理》全文,但他们恐怕都读过夏尔·布朗(Charlrs Blanc,1813-1883)为该书撰写的摘要。 夏尔·布朗是一位艺术评论家、科普作家,他最重要的作品是《绘画艺术基本法则》(La Grammaire des arts du dessin),发表于1867年,受到市场欢迎并再版多次。

 

包豪斯学校的课程非常有代表性:这所学校的色彩教学围绕蓝-黄-红展开,辅以白色和黑色。在这一点上,风格派运动的方向也与包豪斯主义一致,例如蒙德里安(Mondrian)在抽象主义时期,创作的油画中完全没有使用过绿色。

 

约翰·伊登(Johannes Itten,1888~1967)的《色彩的艺术》(1961)和约瑟夫·亚伯斯(Josef Albers,1888~1976)的《色彩的交互作用》(1963)。这两篇论文对欧美所有艺术院校的色彩教学都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早已论述了新教改革如何对资本主义和经济发展造成决定性的影响。在19世纪下半叶乃至20世纪的若干年里,无论是欧洲还是美洲,资本主义工业和金融业都掌握在若干个信仰新教的家族手中,而他们则通过工业产品将自己的价值观和道德信念施加给每一个人。

 

在19世纪下半叶,欧洲各大城市纷纷修建草坪、公园和街心花园,为城市中心带来了大量绿色植物。在这些地方,一切都是绿色的,不仅是花草树木,而且大门、栅栏、报亭、路牌、垃圾桶也经常被粉刷成绿色,甚至管理人员也都身穿绿色制服。只有供游人休憩的长椅偶尔会使用其他颜色。

 

早在古罗马时代,维吉尔和贺拉斯就倡导人们回归自然。但到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处于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的欧洲人饱受污染和城市疾病之苦,因此回归自然的观念受到了人们的热烈欢迎。

 

按照医生和心理学家的说法,只要眼中看到树木和绿植,就足以令人放松身心,缓解压力;植物能降低人的血压,带来心理上的舒适感,促进正能量的产生,增加生活的希望。在这个意义上,绿色再一次与希望联系在了一起。